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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显良的博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日志

 
 
关于我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记,中国书协会员。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在专业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曾获第六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二等奖、中国书协第二届兰亭奖提名奖、第三届兰亭奖二等奖、第四届兰亭奖二等奖、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学术成果两次获得广东省书协学术最高奖--康有为奖,并获广东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著有《宋代论书诗研究》、《康有为》、《二十世纪中国绘画赏析》、《中国符号文化(文玩卷)》等。主持2011年教育部项目《元明清论书诗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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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书三题  

2010-10-04 09:44:07|  分类: 观点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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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书三题

 

蔡显良

 

 

 

内容提要:榜书(牓书)、“署书”、“擘窠书”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署书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擘窠书、榜书之名至少在北宋已经萌芽。它们的含义并不雷同。自唐宋始,古人即对大字给与极大的关注,并在技法和审美上均有精辟的论述。康有为作为一代碑学宗师,其以“浑穆简静”为核心审美的榜书观受到其碑学思想的极大影响。

关键词:榜书  署书  擘窠书  康有为

 

 

 

 

 

何谓 “榜书”?其名称及内含的历史演变如何?古人对其技法理论的研究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唯有在对诸如此类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之后,才能够对榜书这一书艺有一个较基础地了解与认识,然后对其他方面的探究才能迎刃而解。

 

一、            正名

 

榜书也作牓书,古曰“署书”,又称“擘窠书”,世俗谓之大字,泛指招牌等上的大型字。这是目前通行的普遍说法。但这一流行看法并未交代清楚其历史名实,过于简约不详。我们就先从古代的署书谈起。

 “署书”之名,最早源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 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 七日殳书,八曰隶书。”此说在魏晋时期极为流行,卫恒《四体书势》、江式《论书表》等篇章皆陈此说,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更在此基础上演绎成三十六种古书体,至唐韦续更有《五十六种书》一文专门探究各种字体,既失于繁琐,又有欠统一的划分标准,不甚科学,难于服人。据启功先生研究,“秦书八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小篆以前的古体——大篆;二是“书同文”以后的正体——小篆;三是新兴的“以趋约易”的俗体——隶书;四是其他不同用途的字体。其实就分成两类即可:一是字体,即大篆、小篆、隶书,二是书体,即启功先生所说的其他不同用途的字体。[]因此署书只是作为一种用途的书体文字,而并非秦代新创之字体。那么什么叫“署书”?唐韦续《五十六种书》“署书”条云:“署书,汉萧何所作,用题苍龙、白虎二阙。”[]明代费灜《大书长语》更是认为萧何题阙乃署书之始:“秦废古文,书存八体,其曰署书者,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汉高帝未央宫前殿成,命萧何题额……此署书之始也。”此说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既然秦书有八体,署书秦以有之,为何自萧何始有呢?未见记载与实物便言其无,非也。应该说至少在秦时已见署书。但有文字记载的题署之事确以萧何题阙为嚆矢。“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这句话告诉我们,用来题署宫殿匾额的大字谓之“署书”。这里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署书是用来题署的,非题署之字不叫署书;二是用于题署的大字才叫署书,别者不能叫署书。但是署书并非只是用来题署宫殿匾额的,亦未必就一定要是大字,费灜之说不太全面。段玉裁在《说文注》中云:“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亦曰署。册部,扁者署也。”可见并非只有用于题署宫殿匾额的才叫署书,一切封检题字均可叫署书。当然从这句话亦可看出署书只是作为一种用途的书体名称。不过,古代用于题署的不同书体还有一些,比如唐韦续《五十六种书》中的“填书”、“复篆”[],张怀瓘《书断》所言“飞白书”[]等,均言用于题署,却又单列出来命名,我想除了故作高深之外并无什么益处。《说文》又云:“检,书署也。“帖,帛书署也。”“扁(今字为匾),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段玉裁在《说文》“帖”字下注:“木为之谓之检,帛为之则谓之帖,皆谓标题。()今人所谓签也。”可见所谓检、帖、匾等“署书”不过是指一种标题文字罢了,[]并非一种可与篆、隶、行、草等字体并列的新的字体。亦即是说,无论楷、行、篆、隶哪种字体,只要是用于题署的,皆可曰署书。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署书是古代用于封检题签的文字的通称,并非一定就是大字,既可用于题署匾额,亦可用于题签他物。而后世认为署书乃大字是对古人的一种误读,但正如费灜之说一样,约定俗成之后便成为通行的说法了。

再谈“擘窠书”。“书有擘窠书者,大书也。特未详擘窠之义,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即大指中之窠穴也。把握大笔在大指中之窠,即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拨镫,大笔大书用擘窠。”[]这是清代朱履贞对擘窠书的解释,可以代表古人的一种看法。另外擘窠亦指古时刻碑书丹前为求匀整所作的横直方格的布置,由于书碑多为大字,故擘窠书又称“擘窠巨书”、“擘窠大字”。两种说法均不离此义:即擘窠书是指大字,凡大字皆可称擘窠书。唐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云:“缘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尽管此处“擘窠大书”并非连读,亦非专称,但这恐是关于“擘窠大书”这几个字的最早记载了,此前的书法文献均不见记述。古人称一切大字皆为擘窠书,显然是无歧义的。上文经过分析认为,古人称署书是用于封检题签的大字,亦即是说擘窠书可以用来题署,但擘窠书、署书二者的涵义是有区别的。擘窠书泛指一切大字,而只有用来题署的字包括大字才叫署书。故清叶昌炽《语石》中所说的“题榜,其极大者曰擘窠书”这一论点,失于详察,不合史实。

现在可以谈榜书了。榜书亦作牓书,牓,本作榜,木片也,指题牓、牌。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之,使就榜书之。”[]这一记载在《世说新语》、王僧虔《论书》等中亦有相应的描述。宋李幼武《宋明臣言行录外集卷六》云:“公掞(朱光庭)昨在洛,有书室,两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书‘天道之要’,一书‘仁义之道’,中以一榜书‘毋不敬,思无邪’。”[]这两段文字中的“榜书”均不是一个专有词语。但从中可以看出,榜书这一后来用于题署匾额的文字的通俗称谓可谓渊源有自。如此看来,榜书在古人而言是专指匾额题字的称谓。“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10]与李幼武同处宋代的米芾所言的“榜字”显然也指向于上述意义,这亦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意义一致的榜书名称。这一称谓的专有含义直到清代康乾之际的书家王澍也还没有改变,其《论书胜语》中的一段“牓书”专论可谓清代最早的一段专门论述牓书的文字。清倪涛云:“董玄宰曰,小楷法欲可展为方丈者,乃尽势也。题榜书跌宕自在,一如细书,唯米襄阳近之。”[11]若此记载属实,那么从其名称亦可看出,此时的榜书曰题榜书,显然还是专指用于题榜的大字。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 榜书(牓书)、“署书”、“擘窠书”三者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署书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擘窠书名称的出现较晚,可能在唐代即已出现,但最迟不会晚于北宋,明代杨慎云:“《墨池篇》论字体有擘窠书,谨书家不解其义。按《颜真卿集》有云:‘点画稍细恐不堪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王恽《玉堂嘉话》云:‘东坡《洗玉池铭》擘窠大书极佳。’又云:‘韩魏公书杜少陵《画鹘诗》擘窠大书。’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12],这一方面说明宋人喜欢书写大字,同时亦说明擘窠书之名北宋已有之;而榜书名称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则最晚,恐怕要迟到明末或清代。尽管米南宫有上述“榜字”之谓,却并不流行,亦未明言榜“书”之名,而称之以“字”。三者内含亦有区别,擘窠书、署书内含皆很大,擘窠书泛指一切大字,署书指称用于题署的各类文字;而榜书内含最小,专指题署牌额的大字。“从榜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书法品类的成长轨迹:署书——扁——匾————榜书——擘窠大字——泛指大字。随着时间推移,榜书这一概念的外延逐步扩展,说明榜书在书法中的分支地位的形成。[13]这一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古人在三者之间并不混用。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三云:“詹希原,中书舍人,善方丈署书,诸宫殿额皆其手也。”“陈白沙献章,好缚秃帚作擘窠大书,中亦有一二笔佳者。”[14]署书与擘窠大书所用之处极其讲究与适当。明末赵宧光《寒山帚谈》云:“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额。”[15]并将“大书、署书同部”,放在一起来谈,更是将大字与署额分别得很清楚。直到清中期的包世臣,其在《艺舟双楫》中云:“古人书有定法,随字形大小为势。武定《玉佛记》,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张猛龙》等碑,字方寸;《郑文公》、《中明坛》,字方二寸;各碑额、《云峰山诗》、《瘗鹤铭》、《侍中石阙》,字方四寸;云峰、蛆崃两山刻经,宇皆方尺;泰山刻经,字方尺七八寸。书体虽殊,而大小相等,则法出一辙。至书碑题额,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则笔法顿异。后人目为汇帖所迷,于是有《黄庭》、《乐毅》展为方丈之谬说,此自唐以来榜署字遂无可观者也。”因为其所举之例并非只有题额之书,即榜书,还有碑书,即其所谓 “书碑题额”,故其最后只能说成“榜署书”了,可见直至清代中期,“榜书(牓书)、“署书”、“擘窠书”三者还并未通用,各有其内含之别。三者之一统要等到清代后期,这以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为代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榜书第二十四》开篇即云:“榜书,古曰署书,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今又称为擘窠大字。”[16]可见晚清时大家习用榜书来指称一切大字,榜书的含义得以泛化,而与早于其出现的擘窠书同义,这一广义的榜书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二、            古人的大字观

 

榜书在古代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擅长这种书体的书法名家也有很多,比如颜真卿、蔡襄、赵子昂、鲜于枢、赵之谦、李瑞清、康有为等,但研讨榜书书写技法与艺术规律的书论与其他汗牛充栋的书论比起来,却显然并不多,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讨论大字的写法早在唐代就有书家在他们的书论中涉及,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对后世的大字书法及书论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就显得弥足珍贵。欧阳询《三十六法》云:“小成大:谓小字大字各字有形势也。”后面一句“东坡先生曰: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若能大字结密,小字宽绰,则尽善尽美矣。”尽管疑似后人窜入,但却是对其极好的注解。其后一条“小大 大小”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尽管招致宋代米芾等后世书家的诟病,但正是这种争论方对书史有益。同时代的徐浩、颜真卿等著名书家亦持这种观点,可见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时这样的尝试与阐释为后人留下的是一笔宝贵财富,有利于书史的正常发展。此条本意似乎不是讨论大字书法,但宋米芾等人用来言说牌额书法,也是天缘巧合吧。米芾《海岳名言》有曰:“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该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字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17]显然米芾强调“气势”的观点是对欧阳询“形势”的一种承续与展读。唐代还有一位书家韩方明,他是最早提到大字执笔法之人。其《授笔要说》中提到的两种执笔方法,均对后世大字的书写产生影响。“第三撮管。谓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书或书图幛用之,亦与拙管同也。” 可见撮管法主要用于大字草书。元代的陈绎曾在其《翰林要诀》中沿用此观点:“撮管,以拨镫指法撮管头,大字草书宜用之,书壁尤佳。”韩方明又说:“第四握管。谓捻掌握管于掌中,悬腕以肘助力书之。或云起自诸葛诞,倚柱书时,雷霹柱裂,书亦不辍,当用壮气,率以此握管书之,非书家流所用也。后王僧虔用此法,盖以异于人故,非本为也。近有张从申郎中拙然而为,实为世笑也。”陈绎曾对此作了补充,言明握管法是用于书“榜”的:“握管,四指中节握管,沉著有力,书诰勅牓疏。”即使韩方明并未提及的执笔法,后人甚至都会附会于他,可见韩方明执笔法对后世的影响。清人戈守智在《汉溪书法通解》中就说:“韩方明曰:‘提斗运肘,作榜署法也,与撮管略同。斗大则后以一指拒之,斗小则后以两指拒之。’其法顺易而逆难,故不拒不可也。”一直到清末康有为,亦颇认同韩氏:“榜书,操笔与小字异,韩方明所谓‘摄笔以五指垂下,捻笔作书’,盖伸笔代管,易于运用故也。方明又有握笔之法,捻拳握管于掌中。[18]

宋书尚意,宋人喜书擘窠大字,亦对大字书法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尚意书风的三员主将苏、黄、米皆有言论。苏轼有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黄庭坚、米芾二人亦坚持这一观点。米芾喜书行书大字,故其对大字书法的论述亦较另两人为多,而且见解颇为深刻独到。比如其强调“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之论即发前人之所未发。

并且强调写大字要有“筋骨神气”,“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 其对大字的评价即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这一观点之上:“老杜作《薛稷慧昔寺碑》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士口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 这一观点显然对明代的费瀛、清代的王澍均有启迪。费瀛说:“大字惟尚神气,形质次之;最忌修饰,修饰顿减精神。”王澍云:“牓书须我之气足,盖此书虽字大寻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挥匠意,有意展拓,即气为字所夺,便书不成。”[19]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郑道昭《白驹谷题字》:“转折点画皆已数笔成一笔,学者不善学,尤患板滞,更患无气”,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苏、黄、米三人主要从审美的角度对大字进行了阐论,并未从技法上进行多少探讨。而陈槱的《负喧野录》之“写大字法”则对技法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古人作大字常藏锋用力,故其字画从颠至末,少有枯燥处。”宋人对大字执笔法的研究并不太关注,亦未出现对大字进行详细探讨的专论。而这一任务被元代的一位佛门书家所完成。

释溥光既是元代的一位书法家,又是书法理论家。他著有《永字八法》、《雪庵字要》(又称《雪庵大字法》)等。其中《雪庵字要》专论大字榜书艺术,涉及执笔、用笔、结构、形势、工具及审美诸方面。如论大字的审美:“威严雄壮最为奇,均称肥兼密更宜;大小浓淡精嫩病,若歪或散亦非为。”如论执笔与运毫:“先当身正次手直,肘腕功夫肩臂力;虎口凤眼大小推,仰阴笔分复阳笔。”[20]明代费瀛《大书长语》继之,亦对大字书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与研究。他们均是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进行拓展研究,但其技法和审美的两个方面基本上还是承续唐宋书家所奠定的理论基调。比如溥光论学习大字的途径:“凡学书大字者,必当学书小字端楷,而无偏促粘滞之病,然后自小而渐,可至于大也。”明显是继承并拓展了宋苏东坡等人的理论观点。因此可以说,尽管唐宋书家并未有大字专论遗世,但他们的理论尝试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并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其戛嘉独造之功,不愧后人。

明代除上述费瀛《大书长语》之外,赵宧光《寒山帚谈》中亦有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文字专论署书,另一段文字将大书、署书放在一起讨论。在赵宧光的眼中,署书并不能完全代表大书,这很符合历史事实。如此看来,他的这段专论署书的文字可谓是独无仅有的一篇署书专论了。洎清,最早的一篇榜书专论应当是上文曾经说过的王澍的《论书胜语》,亦承续前人,从技法和审美两个方面对榜书进行了理论研讨,其“气足”、“势”等主张并无什么新奇之处,只是较为详细罢了。直至清末,康有为以其过人的睿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专列“榜书”一章,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时有自己的创获。

 

三、            康有为榜书观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六卷二十七篇,其中卷六总第二十四篇专列“榜书”一章,为清代最具权威性的榜书专论。正如上文所说,其开篇一句即言明此时之人将榜书称为擘窠大字,自此榜书含义泛化指称一切大字。随后即自出机枢,提出与古人不同之见解:“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21]自宋米芾强调提出“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之论以来,影响至为深远,甚少有人提出异议。康有为就不迷信古人,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接着他即道出其专门探讨榜书的原因是因为其书写有五难:“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正因为其“别有门户”,故康有为特辟专章予以讨论。“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这随后的一句讲出了他这篇专论的核心观点,即作榜书最重要的是要讲“势”,即使五难俱克,如不重“势”,则亦不能作好榜书。综观全篇,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这一核心的审美思想。可以这样说,康有为的榜书审美观主要就是强调榜书之势,这一思想是其榜书观的基石,其他的方面均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尽管康有为尽量不步趋前人,但这一核心审美观却是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大字审美观点,只是其内涵偏重于自己的美学趣味而已。

康有为对于“势”的审美祈尚主要是“浑穆简静”:“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凡不能书人,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者,此实不能自其短之迹。昌黎所谓‘武夫桀颉作气势’,正可鄙也。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 气韵穆穆,低眉合掌, 自然高绝, 岂暇为金刚努目邪?”康有为的榜书审美趣味是偏重于雍容简静、高浑美致,对故作雄强、有意作气势者,则认为有失自然,不加提倡。他认为“学榜书虽别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临习之”,比如《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还有尖山、冈山、铁山的摩崖字,因为这些字皆“浑穆简静”也。文中在列举各种大字碑刻时所用的词汇皆不离这一审美趣味的范畴。比如“高气秀逸,馨芬溢目”、“高浑雍容”、“丰整酣逸”、“茂密美致”、“骨肉停匀”、“骨气遒正,精采冲融”、“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秾姿逸韵”等等,皆在其核心审美观涵盖之下。

除了这一核心审美之外,康有为还有一些个人见解与众不同,显示了他的创新精神。一是认为榜书分方笔圆笔:“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这里我们且不去讨论方圆之说的妥当与否,但方笔给人的印象总的来说应当是斩金截铁、刚劲雄强,故要用方笔写出康氏的秾姿逸韵、雍容密致,“尤患板滞,更患无气”,他自己亦认为很难:“方笔作榜书最难,庄雅严重,美于观望,非深于北碑者,寡能为之而无弊矣。”这句话又道出了他的第二个极具新意与己见的论点:即写榜书要“熟精碑法”,这又是其贯穿整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其实这不难理解,康有为是晚清碑学的主要提倡者与实践者,可谓碑学的一代宗师,以碑学思想作为其榜书思想的根柢,一点也不奇怪。唯深于北碑者方能作好榜书,而“自元、明以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不兴也”,他将元明以来榜书无佳的原因亦归功于碑学未兴,实在是其碑学思想的彻底贯彻与反映。第三个有自己见解的观点是认为大字亦要宽绰有余:“东坡曰:‘大字当使结密而无间。’此非榜书之能品,试观《经石峪》,正是宽绰而有余耳。”这与本节开始时所说的康氏认为作榜书与小字不同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个观点更有新意:“近西法日精,有显微镜大数千倍者,凡有佳碑,悉可作榜书观,则并不以区区数碑限矣。”这一思想既说明了他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一面,同时亦是其碑学思想的反映。康氏认为穷乡儿女造像无不佳者,用于此处即是凡有佳碑皆可作榜书观也。但是这种小字放大而为大字的说法,尽管现代书家书写招牌流行使用此法,然确当与否倒是可另外商榷。

  

 ——2008年

 



[] 有学者认为应该分成三类:即除文中所述两类外,虫书作为艺术字体应单独列出。参见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第31页,吉林大学出牓社198812月第一版。

[] 韦续《五十六种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

[] 韦续《五十六种书》云:“填书,周媒氏作,魏韦诞用题宫阙。”“复篆,因大篆而重复之,亦史籀作,汉武帝用题建章阙。”

[] 张怀瓘《书断》“飞白”一条云:“(飞白)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

[] 参见虞晓勇《试论榜书书写的一些艺术规则》。

[] 清朱履贞《书学捷要》,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

[] 转引自冯济泉《从书法艺术谈榜书》,《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一期。

[] 宋陈善《扪虱新话》所谓“前世牌额,必先挂而后书,今则先书而后挂”之语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 亦载宋朱子《伊洛渊源录卷七》,《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

[10] 宋米芾《海名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

[12] 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五,参见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

[13] 曹随《浅谈榜书艺术》,见《中国榜书艺术》网站。

[14] 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

[15] 参见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

[16]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

[17] 米芾《海岳名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

[18]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

[19] 《王虚舟论书胜语》,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五0之“历朝书论三十五”,《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

[20] 参见陈世文《元代大字榜书艺术略说》。

[21]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下引康文皆同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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